生日碎片
小的时候，特别盼望着过生日，因为过生日的时候，父亲会把小人书当礼物送给我，母亲也会做她拿手的面条。有一年的生日，还在剧团里学戏的大哥送了我一本张乐平的《三毛流浪记》，这是他至今送我的唯一的一本书。在我心里，除了年节，这也算是个节日了。文化大革命中，原本安定的家庭生活出现了混乱，生日被淡忘了。
17岁中学毕业后，我走上了工作岗位，不知怎么的，就盼着日子过得快些，盼着过了20岁，又盼着过25岁，就因为一位同事说，人只有过了25岁，思想才会成熟。我终于过了25岁，可我自己都觉得不成熟，不会吧唧领导，连曲意逢迎都不会，又一位老同志说我：吃亏就吃亏在这上面。过第二个25岁生日时，同事还是这么说我。
我在北京的飞地——靠近天津的清河农场（现在叫清河监管分局）——工作了23年，我46岁生日那天又到清河采访的时候，感慨地对农场记者站陪同的记者说，我在农场生活了23年，离开农场也正好是23年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晚饭的时候，记者站的记者送给了我一个大蛋糕，上面写着：祝喻哥生日快乐！这是家人之外第一次有人给我过生日。第二年，报社组织基层监狱记者站的优秀记者去南方考察，我是领队，一路上大家非常愉快。在深圳那天，又正好是我的生日，被清河的记者告诉了大家，于是大家又给我买了一个生日蛋糕，上面还是写的：祝喻哥生日快乐。负责行程安排得导游好事地告诉了旅行社的经理，经理指示导游代表旅行社送我一个蛋糕。两个蛋糕的大部分，被大家都抹到脸上了。我50岁生日那天，我请同事们吃饭，大家送我的蛋糕上的祝语同上面两次写的一样。我以前吃饭买单的发票从来没有中过奖，那天我中了10块钱，中奖发票一直保留着。我内人说我：就为朋友们活着呢！
过生日本来是高兴的事，可也有一次不高兴。那年我40岁，本来想中午请同事吃个饭，谁料上午的会议上，领导转弯抹角地批评我热衷于在其他报上发表作品。原来那年北京法制报刚成立不久，我们报社的领导对我说有什么稿子可先支援一下他们，我照办了。那篇大特写不但在北京法制报上刊登了，还被人民日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。大概是因为动静大了，引得我的领导不高兴，可这有什么不高兴的呢？至今我没闹明白。不管不顾的我在会上就说清了原委，让领导挺尴尬的。那天我痛快了，可后来那位领导也没少给我“穿小鞋”，幸亏他不久就退休了。当然，40岁的生日饭因心情的缘故取消了。
说到生日礼物，我没少从家人和朋友那里得到，但让我吃惊的贵重礼物全是来自我的内人。我50岁的时候，她送给了我一架家庭dv，价值5000多元。今年她又送了我一个按摩椅近10000元。这个世界上对我最不吝啬的是我的内人。虽然说我们夫妻的收入是合在一起使用的，但有一方有异议，大宗的钱也不会随便支出。但我却很惭愧，因为至今我也没有送过内人什么像样的生日礼物。因为她是
以前，犬子过生日的时候，都是我和内人送他礼物，他工作后，我记不得送他什么礼物了，但是他却记得在我和内人过生日的时候送礼给我们。今天早上，餐桌上放着一条“背靠背”牌的短裤，还有一张留言条。上面写着：“爸爸：这是送您53岁的生日礼物，祝快乐。儿”一条短裤，花了儿子300元，我觉得太破费了，但我很欣慰。前些天，有个网友问犬子：你知道你爸妈的生日是那天吗？犬子回答：我又不是畜牲，怎么会不记得！这个世界上对我最不吝啬的人是我儿子。
我20岁生日的时候，母亲把她辛锌苦苦攒钱买下的一块法国“野马”牌的手表给了我。她那时还在医院当护士，用手表的地方很多，而我只是给住院的患者订饭，不用手表。母亲说：你大了，应该有块手表。我带上了手表，感到手腕很重，重的抬不起胳膊，两天后，我又把手表还给了母亲。说：您先戴着吧。母亲退休时，还是把野马给我了。当年一块野马牌手表140元，当年母亲每月的工资只有42元。这个世界上对我最不吝啬的人是我母亲。
一个人什么最重要？亲情最重要。一个人什么最欣慰？是拥有好朋友。
2007.5.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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